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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传统村落存在和发展的基点

发布时间: 2018-01-25 09:55:46 来源: 中国义乌网·义乌商报 作者:

  东朱孝思堂正厅

  倍磊村调研

  东朱朱永福牛腿

  继2016年义乌市尚阳、朱店、缸窑等3个村被国家住建部、文化部、文物局、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和旅游局等国家部局联合发文列为国家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后,今年11月,又有倍磊、寺前街、云山、黄山五村、红峰、何宅、陇头朱、雅端、何店、东朱、雅治街、乔亭等12个村申报国家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国家级的最后一批)。至此,加上已列入浙江省传统村落名录的田心、苦竹塘、同裕等3个村和已向金华市申报市级传统村落名录的塘下洋、桥头、晓峰村、慈溪、石明堂等5个村,构成了义乌市国家、省、市三级的传统村落名录,共计23个。这23个传统村落是从义乌市700余个行政村里筛选出来的,由于各种条件限制,保护利用短板问题十分突出,对此,经市规划局同意,由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和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成立了《义乌市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课题组。通过到各个传统村落深入调研走访,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认真研读了党的十九大文件和习近平有关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讲话精神,从历史民居价值、传统村落文化传承等角度出发,抛砖引玉,拾遗补缺,提出我们的一些思考与建议,供市委、市政府领导决策时参考。

  义乌传统村落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义乌人历朝历代对民居情有独钟,因为它是向往美好生活重中之重的基础。几千年来,义乌农村对生活向往就是“买田、起屋、讨老婆”人生三件大事的“谈头”(俗语,即话题之意)。土地集体所有制后,农民人生三件大事俗称“起屋、讨老婆、生儿”。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又十分流行“农村小康不小康,看起屋”的说法。“起屋”即建房成为农民向往美好生活的主要追求之一。义乌农村对有房的称为“有着落”,对无房的称为“无着落”,或更形象地称之为“锅灶砌在脚板背的人”,更是把民居建筑建成称之为“落成”。因此,传统村落的说法自然跃然纸上:由农村生产、生活大的民居聚落或多个民居聚落形成的百年以上历史较悠久的群体,称之为传统村落。义乌市的23个“名录”传统村落历史十分悠久,传承千年的有一大批,如雅治街、倍磊街、陇头朱、云山和红峰等村。建村落最晚的也有500年以上历史。这些村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基本上是坐落在众多乡民过往的交通要道边,而且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底蕴十分深厚。义乌市传统村落存在和发展的两个阶段,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成立后的脉络十分清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遗存的民居主要是柱列木结构建筑,义乌老百姓称之为“老屋”(以下简称“老屋”)。据参与课题组的专家认为,那个时期大部分“老屋”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在朝廷和各级政府为官后在家乡建造的民居建筑。有代表性的如陇头朱的“官厅”、雅治街的“翰林第”等。

  第二类是一些经商富贾建造的民居建筑。他们家财万贯,良田千百亩,富甲一方。如倍磊的“九思堂”、“仪性堂”,黄山的“八面厅”等。这些民居建筑精致程度十分震撼,正如一些行业内领导和专家所说的那样:“如果说故宫的保和殿、太和殿等皇家建筑是中国建筑史上最顶尖的皇冠,那么‘八面厅’与‘仪性堂’完全可以摘取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绝无仅有的桂冠。”

  第三类是一些祠堂类的建筑。它基本上是由本族的官商富户捐助以及祠堂“公田”出租收入等建造的,规模不一,风格大同小异。

  第四类是一些乡绅与读书人所建的民居建筑。主要是一些“排三两插”、“排五两插”类的民居建筑为多。

  第五类占“老屋”比例最大,它是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民居建筑。由于经济来源主要是农产品交换或做手艺得来的收入,因此房屋质量也相对较差。不少是屋顶用稻草编织的“毛扇”搭建的草顶房,这些茅草屋只有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逐步拆改建成瓦房。

  所有的这些“老屋”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儒家著名的“五伦”这种以礼为代表的人文思想秩序观,反映在建筑空间上,形成这类民居所特有的空间观:一是均衡、对称。这是就个体来说所表现的和谐。上天赋予人体的造型,基本上是对称的,因此对称的空间与人之环境感受是相配合的,可以说这类民居建筑应合自我形象,建立了空间秩序;二是民居建筑配置的井然有序。如三合院、四合院及前后几进的大院落的组合,每一个组合都反映了天命的观念,都是一个小宇宙,在里面,按身份分配居住空间,有前后之分,左右之分,秩序井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传统村落民居在形态结构上有一个较大的、飞跃式的改变发展过程。除公社化以前有一些建造较好的“排三两插”合院式的“老屋”外,从1963年开始(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橡胶轮胎的独轮手推车在义乌农村逐渐普及,比肩挑、抬的运输能力提高几倍甚至10倍,又由于当时国家对木材统购作为战略物资进行严格控制,以及钢材、水泥、砖等建材都必须指标供应,而农民是拿不到指标的,在这样条件下,当时大部分的民居是“三合土”墙与木屋顶寄墙结构的为多,老百姓叫“沙墙屋”。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国家对建房材料的钢材、木材、水泥、砖供应政策逐渐放宽,同时水泥预制的桁、架栅和予应力多孔板等也较普遍应用于农村民居建筑,这个时期较大部分是砖混结构的民居。上世纪末至本世纪,除了砖混结构的民居建筑外,现浇框架结构的民居也逐渐在农村推开。总之,不管什么形态的民居建筑,都体现了当时条件下建房户的财力、物力的积累程度。

  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历史客观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个阶段的农村民居建设高潮,把成立前留下的较大部分“老屋”拆掉改建或新建,同时,许多即使保存下来的“老屋”也都已老化严重,破败不堪。现在社会上一提到传统村落的保护存在的问题,就把“老屋”的较大部分减少的原因,归结为村民的愚昧没有文化品位、各时代的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不作为所造成。甚至还有的说建国后的农村民居建筑与“老屋”形态结构不一样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我们认为,那些专家学者的说法缺乏历史根据。他们也许对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理解不透,对当时农民生产、生活的历史环境和国情、国策缺乏系统性调查和研究。我们作为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过的人,有必要以正视听,提出以下观点看法,以利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

  (一)在我国并没有一种建筑是永恒的。它的存在,完全是为了完成主人的使命。除了居住的功能外,建筑是一些符号,代表了生命和生气的期望。而木材是向上生长的树木,代表着生命。在汉代以后盛行的五行说中,木象征生气,以青龙为标志,方位为东。在五行中,土也是吉象,居中央,主方正,它与木相配合,是相辅相成的。在建筑技术中,最早砌墙是用夯土,所以古代称建筑为“土木”。而石材,其质地近金,有萧杀之气,所以古人认为石材只是用于地面或脚下的建材,因此,古代墓室是用石材砌成,它暗示着死亡。活人需要生气,人的居住环境要与象征生命的木材在一起。

  但木材的寿命是短暂的,几乎与人的寿命相当,因此建筑的生命似乎应合人生的悲欢离合。当人生发迹而事业有成时,建筑就丰盛地成长,千窗万户,车水马龙;当人生的气运衰败时,建筑也因岁月磨蚀倾圮。对于中国人而言,一座古老建筑的倾圮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的文化不相信永恒,但是相信只有生命才能延续生命,所以十分注重后代的延续,注重家族的繁衍与子孙的一再“光耀门楣”而兴盛,并且对家(族)谱十分重视,这从我们市的传统村落“千年之塚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去,千载之谱丝毫不紊”可见一斑。我们的文化认为建筑只是一种生命中的工具,它并不足为人生永恒价值之所寄,它只是在此一时间、空间中我赖以遮风避雨,过一种和谐的社会生活,并满足我们心灵需要的器具而已。如建房一代去世,与当年的财富相匹配规模的建筑就必然瓜分。分家以后,多家的财富减缩,家庭开始没落,建筑的规模不相符,建筑体受到忽视或破坏乃为必然之事,两三代后如无人再发迹,就成为大杂院,且合院围墙周边建起了许多简陋的民居,在现存义乌市传统村落是随处可见,“富不过三代”的古话得到应证。所以中国文化并没有以建筑代表永恒的观念,而且没有使建筑永远留下去的观念。如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时候,除了明、清交替之外,大多废弃旧宫,改建新殿,甚之者,以火焚除上代宫殿,彻底消灭上代的痕迹。所以我们的文化主张“除旧布新”、“推陈出新”、“光耀门楣”的,古老民居建筑的保存对中国人而言,是陌生的观念。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情、国策不可能、也不允许传统村落延续以往历史民居建筑形态。

  “老屋”,十分耗费木材,特别是体量巨大的几进合院式的建筑,所需木材耗费更是惊人。我们不去讲“秦建阿房宫,蜀山为之伐空”那个时代。仅追溯到明清与民国的600余年间,经济较发展,人口剧增,因此建房砍伐木材较甚,北方许多地方成荒漠,华北主要地区均无可用之材,甚至要自长江流域以南地区伐木北运。而长江以南地区,人口稠密、经济相对发达和气候等原因,又有较多地区建造楼房,木材的需用更是成倍耗费,十分惊人。如“八面厅”、“仪性堂”、“容安堂”等建造前备木料,都要估购几座深山老林符合建房最小口径(一般指椽料)以上的所有木材,而“仪性堂”、“容安堂”等所需木材是从江西赣南地区、宜春地区估购从水运到义乌的。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除一些交通十分不便的深山地区外,原始的深山老林可伐之木存量可怜。

  此后,我国人口迅猛增长。据统计资料:1964年“二普”人口比建国时增加1.82亿人;1982年“三普”人口突破10亿大关,比建国时翻了近一番;2000年“三普”人口接近13亿。面对人口基数的庞大和木材可采伐量的严重不足,国家对木材实行严格的统购政策,在林区的路口都设立检查站,严禁木材偷运等。对于破败不堪的“老屋”,由于没有新木料,更由于当时农村经济薄弱没有钱买其余的建材而无法进行修复。有些村民就痛苦地说:“祖宗建起新房传承给我们,而我们这些无出息的子孙连修复都无法进行。”因此,“老屋”大批被拆除。但也带来一个较乐观的结果:一间“老屋”的旧木料,可以凑合满足建三合土“搁架峰”结构的“赤脚屋”(即没有铺楼板)两间,且还有些旧木料可以赶制一些简陋的家具等。但是“老屋”最怕失火,一失火就是火海连天,几十间一次性毁坏的火灾是经常的,上百间失火付之一炬的情况在义乌市也发生过。火灾后受灾村民和亲朋好友们顿足捶胸、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万分无奈的情景总是经常在农村上演,触目惊心的场面让人永远不能忘怀啊!

  1985年国家对木材由“统购控制政策”改为“议购议销政策”。木材控制一放松,就如同潘多拉魔盒打开,短短几年功夫,国家森林可砍伐林木就快速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如不采取措施的话,即使全中国所有可采伐木材砍光光的,也无法满足13亿中国人建房的渴望。对此,国家除对木材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外,鼓励农民采用水泥预制产品代替木材建房。就是这样做,木材滥采滥伐还是屡禁不止,导致了大面积山体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导致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发生了山洪暴发、特大洪灾等系列自然地质灾害,自然界向我们人类敲响了警钟。随后,国家更是鼓励农民建房少用或基本不用木材。同时由于义乌市社会经济发展迅猛,就如市场主体来说,2010年仅14多万个,现在已达37万个等。所以,砖混、框混、钢混等结构的民居建筑也开始在义乌市农村应运而生了。

  (三)“就地取材”、“因材施工”是一切民居营建的基础和模式,特别是空间形态的重要依据。这是60多年来义乌农村民居建筑大量建造、村民自己动手和经济、便捷等要求所导致的必然选择。建筑材料的大规模更替,必然会引起农村民居结构和技术的更新,从而也使得民居空间模式、建筑造型、色彩乃至装饰符号的变化。如:土地承包责任制实行后不久,义乌市农村普遍建起了“两层半”的民居,其中半层是水泥浇盖的,用来解决每家每户晒粮食等困窘,这就是典型的生产和生活相结合的民居建筑类型。也许面目全非,也许与原有传统民居大同小异、小同大异,然而是不是坏事?是否就会丧失掉义乌乡土民居的特色?回答是否定的。比如,木材广泛用之于民居,是人类文明史的进步;尽可能少地在民居上使用木材而代之水泥等制品,还是人类文明史的进步。同样,粘土砖瓦广泛用于民居,也是人类文明史的进步,取消粘土砖代之以水泥砖、矿渣砖或建筑废渣砖等,更是人类文明史的进步。

  (四)建筑材料的更替再生后的新民居,不可能必然导致乡土传统和地方特色的丧失。建筑先哲梁思成先生曾说过:“建筑之始,产生于实际需要,受制于自然物理,非蓄意于创新形式,其结构之系统及形制之派别,乃其材料环境所形成。”比方说,化纤织物代替了大量的原棉棉布,现代服装并没有大一统,反而款式、花色更多,新潮层出不穷,时装热经久不衰。现代民居普及了水泥与制品,怎么可能就失去了地区的、民族的、传统的、乡土的风采了呢?老祖宗们彼时条件和手段有限得很,就已经创造出群星灿烂、异彩纷呈的民居,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难道就不能继续创造了吗?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即使是“洋”的东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了,也是中国的、义乌的乡土文化。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呼唤义乌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机制创新和工作创新

  当义乌众多摄影记者、画家、建筑师们将镜头和目光对准传统村落那些久远的“老屋”,叹其丰富文化底蕴时,村民们是用不解的眼光看着这一切:“为什么如此不适于居住的‘老屋’会引发你们如此大的兴趣呢?”他们最需要的是居住环境的根本改善。对于传统村落,学者、文人、旅游者、艺术家们往往是以欣赏传统建筑文化和乡土文化的眼光来看待它的。他们或由于时间短促,或由于职业习惯,偏重于采风和摄取“精粹”,往往忽视长期生活在那里而又是现代村民们的实际生活和心理状态。前者偏重于传统民居作为历史文化这一层面,后者理所当然偏重于居住和生活要求,特别是义乌市许多新农村改造过的村庄,居住环境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传统村落名录中的许多居民戏称自己为“中国的第三世界、义乌的非洲”。这些老旧老土的传统民居为绝大多数原住民中的年轻人所厌弃。

  习总书记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曾对传统村落保护做过一个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宏伟的奋斗目标,同时提出了在文化自信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要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为导向,这些都给我们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提出新的挑战,引发我们许多新的思考。

  (一)创新性保护义乌名录传统村落,首先应认清“传统民居”与“民居传统”之间的关系

  传统村落是传统民居的聚落,“传统民居”与“民居传统”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回事。

  “传统民居”作为一种有形的建筑实体,是义乌的一种历史遗存,从文化的层面上看,我们应当保护、尊重,而从居住现状的层面上看,我们理所当然要加以改造和发展。因为现存传统村落的环境和居住模式,毕竟是数百年前在农耕社会所形成和完善的,与当今义乌人的生活产生了错位。对现存传统(民居)村落,作为一种文化的保存,显然只能是少量的,而作为现实居住高要求对其进行改造,必然是大量的和普遍的。我们既不能忽视传统民居的历史文化意义而一概加以拆除改造,更不能无视义乌那么多农村人对美好生活居住需要,和国家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需要而一概加以保护———事实上谁也无回天之力。

  “民居传统”作为一种观念形态,体现着义乌先民宝贵的整体思维和综合功利的价值观:如生态、形态、情态和活态的有机统一,人、建筑、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有机统一,材料与技术、功能、审美情趣的有机统一等,是一笔精神财富。尤其是深层次的思想,还要加以发掘、整理和研究,可以作为传统村落民居的改造和其他几百个行政村创造现代新民居参考,乃至作为市政府有关部门技术政策和管理机制的借鉴。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注意保存和保护传统民居文化。以日本为例:日本是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国家,上世纪90年代初资料反映,全日本3300多个町镇(相当于我们较大的行政村),530个划为历史地区。当时日本经济实力雄厚(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其八分之一),但被日本文部省定为历史文物保护区的只有23个,占3300个町镇的0.7﹪,而义乌市目前列入国家名录传统村落占市行政村比例是全国平均比例两倍多,如果此次申报国家第五批的12个传统村落能批准三分之一,那么是全国平均比例五倍多;同时义乌市还有省、市的名录传统村落,这从国际和全国角度来说,反映了义乌市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提升力度之大,与支撑起我们这个年轻的世界级“大城市”(义乌是省内继杭州之后第二个加入设在巴黎的“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地位相一致。义乌市23个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任务十分繁重,任重而道远,不能一蹴而就。

  (二)有些特有时代价值、具有代表性类型的传统民居应与传统村落的文保传统建筑、“三普”历史建筑等,共享同等的保护政策。例如

  1.红峰村明初建造的传统民居,距今已600余年,它的牛腿、抱头梁上的纹饰和廊柱等可以十分清晰地反映出是明代重檐建筑,是珍稀文物建筑中的孤品,拟应申报省或国家级文保。它最具传统建筑文物价值的是明代最典型的重檐屋顶建筑,它见证中国传统民居重檐建筑开创先河的历史。要深知它的弥足珍贵,这得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说起。

  中国传统建筑受易学等“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用易学天、地、人的三才观念去理解:屋顶为天(天才),台基为地(地才),柱列为人(人才)。一般来说,居住的建筑,以服务于人生为主,当然应以人为重,也就是中段的柱列占最大的比例。越是平民的住宅,中段占的比例越大,台基占的比例越小。反过来说,越是重要的建筑,如皇家与宗教建筑,屋顶与台基部分所占比例越大。为了增加屋顶的高度,除了加深建筑的宽度外,中国在明代发明了重檐(在宋代以前的建筑文献与实物上都没有发现重檐),这是一种由回廊演变出来的一种装饰,中国人毫不犹豫地使用这种装饰,如同穿一件漂亮的衣服一样,丝毫不觉勉强。一个过大的屋顶,由于这层重檐而消除了过分厚重的感觉,增加了韵律的趣味。重檐屋顶建筑到明代后期和清代才开始应用于传统民居建筑,这从同是明代民居建筑的陇头朱“官厅祠堂”、云山村的“种德堂”与何店村的两幢明代建筑等就没有采用重檐屋顶,也可以说明:

  对此,我们应加以深入研究,在浙江省,现存世的明代重檐屋顶的民居还有几许?全国还有几许?红峰村的明代重檐建筑是否可以申报省级或国家级文保建筑?这些,我们仅作为建议提出。

  2.对一些“排三两插”类型的三合院式、各时期的传统民居应给予“深度”保护,它们可以让人们加深对习总书记所说的“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之初心和源头的深层次理解。“排三两插”的三合院落有“五间头”、“七间头”、“九间头”,如云山村的槐园朱园,倍磊村的“JZ-026”、雅治村的“JZ-014”等。这类三合院落一般由坐北朝南的三间正房和东西两边的厢房与围墙、廊道形成三合院。加上中轴对称原则,就呈现出深厚的人文精神。一座简单的三合院,实际上等于张臂向前的人形,主房是正身,两厢是两臂,拥围着自己的天地,那就是“天井”。这三合院是义乌传统民居建筑群的核心,也是生命所在的花蕊,一座大宅可以有若干进、若干院,但莫不以这中心的合院为精神主导。

  这类房子因为中轴对称而十分方正,这是因为中华文化自汉代以来,“方正”的价值观念日渐凸显,“歪斜”被斥为异数,传统民居结构形式端正是这种价值观的体现。结合前面所述传统民居建筑天、地、人的“三才观”,义乌民间把一个三合院寓意为“有天有地的一方天地”。里面的天井就是“小天地”;因为方正的柱列为“人”,因此“方正做人”、“栋梁之人才”、“男人要像柱子一样顶天立地”等都是出典于此。自这“一方天地”观念看,每个住宅的主人都有君临天下的姿态,只是这天下的范围不尽相同而已。对于真正的义乌传统读书人,在正房中(俗称堂屋,“堂堂正正”出典于此)正襟面南而坐,举目前视,虽无君临之意,亦不免为国家而沉思,《大学》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实际反映在我们这些传统民居的空间组织上。因为这小小的住宅,是正我心的象征。我之所见,无不成正,无不内省。然而此一空间虽仅为我仰视俯蓄之环境,实为国家之缩影,宇宙之缩影。故我必然以国事为念,以天下为心。所以义乌过去众多的知识分子(仅倍磊从宋朝到清朝就出了400余位各种官员和文人),不论在朝在野,心情是一样的,无不是身在乡里,心在庙堂的家国情怀。这就赋予了传统村落耕读文明的灵魂,籍以点化升华传统村落民居空间的意境,它的深度阐释挖掘,必将成为我市文化自信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3.对遗存的一些传统“版筑”土墙技术工艺的土木结构的传统“泥(沙)墙屋”,应作为重要的“历史记忆建筑”进行抢救性保护。这类传统民居土里土气的,最容易不受人待见而拆除。

  版筑土墙技术在4000年前龙山文化晚期已使用,宋代的《营造法式》都有明确规定筑墙之制。明代得到很大的发展,清代基本沿用明代做法,并一直沿用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版筑土墙对土的工艺要求较高。有生土和熟土,我们义乌的三合土墙基本上可归为熟土,因为它要进行焖发酵。因此,版筑工艺对泥瓦匠师的技术要求很高。如泥匠师站在墙顶上的一处挥长板拍打墙面,整个墙体即四向相连的墙体都会一同震动,而且振波柔和,这是刚柔兼具的高质量的表现。如果只是版下一面墙的震动,则表明技术质量不够好。建国后的版筑土(沙)墙的工艺过程,笔者和此次调研的两位高级土木匠师都曾亲历体验。

  土气、古朴而又带着一丝“野性”的义乌“泥(沙)墙屋”,它带着历史的沧桑感,似乎向人们在诉说一个个以往村里故事,它何尝不是凝固的音乐在义乌传统村落里的回响!

  (三)传统村落独特的文化精髓和空间记忆保护的一些看法

  1.关于“大屋”边的附属用房的原真性保护。这次调研看到有个省级(现申报国家级)传统村落,许多依附或邻接一些较大体量四合院、三进重院的“老屋”或“破倒屋”(该村老百姓称)刚被拆除或还准备拆,他们说这是“危房”。我们认为有的传统村落里的那些祠堂、厅堂及大的合院式或重院式的“老屋”,依附及邻接于它的那些较简陋的、或将倾圮的那些“老屋”、“破倒屋”,不能拆!因为它们与那些大体量“老屋”结合成一个“环境”,或称之为“历史风貌碎片”,我们从中可以获取很多村落与家族(或房头)在生产、生活历史中的兴衰信息,这些支撑、传递信息的“老屋”、“破倒屋”是无可替代的历史见证。记得在世纪之交时,遵义会议会址周围内的近4万平方米民居,由于计划修建标志性休闲广场而被拆光。在专家学者的反对和国家文物局干预之后,当地政府不得不对有些历史建筑做出了恢复性重建,但已失去其历史的“原真性”。对此,我们建议对义乌市传统村落上述“历史风貌碎片”应进行“原真性”保护。

  2.关于“老街”的保护。义乌市传统村落“老街”(老百姓称)特别多:如东朱的“老街”与“古井街”;倍磊的“西街”与“南街”;雅治街、何店、尚阳等的“老街”,它们与村落里的“巷、弄”交叉四通八达,但有的“老街”最窄处不到1.5米。“街”《说文》解为:“圭”为平地,“行”为四岔路口,即为“平地上的四岔路口”。这些数量众多、风貌形态独实的“老街”历史文脉记忆十分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