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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传统村落存在和发展的基点

发布时间: 2018-01-25 09:55:46 来源: 中国义乌网·义乌商报 作者:

  东朱孝思堂正厅

  倍磊村调研

  东朱朱永福牛腿

  继2016年义乌市尚阳、朱店、缸窑等3个村被国家住建部、文化部、文物局、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和旅游局等国家部局联合发文列为国家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后,今年11月,又有倍磊、寺前街、云山、黄山五村、红峰、何宅、陇头朱、雅端、何店、东朱、雅治街、乔亭等12个村申报国家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国家级的最后一批)。至此,加上已列入浙江省传统村落名录的田心、苦竹塘、同裕等3个村和已向金华市申报市级传统村落名录的塘下洋、桥头、晓峰村、慈溪、石明堂等5个村,构成了义乌市国家、省、市三级的传统村落名录,共计23个。这23个传统村落是从义乌市700余个行政村里筛选出来的,由于各种条件限制,保护利用短板问题十分突出,对此,经市规划局同意,由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和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成立了《义乌市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课题组。通过到各个传统村落深入调研走访,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认真研读了党的十九大文件和习近平有关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讲话精神,从历史民居价值、传统村落文化传承等角度出发,抛砖引玉,拾遗补缺,提出我们的一些思考与建议,供市委、市政府领导决策时参考。

  义乌传统村落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义乌人历朝历代对民居情有独钟,因为它是向往美好生活重中之重的基础。几千年来,义乌农村对生活向往就是“买田、起屋、讨老婆”人生三件大事的“谈头”(俗语,即话题之意)。土地集体所有制后,农民人生三件大事俗称“起屋、讨老婆、生儿”。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又十分流行“农村小康不小康,看起屋”的说法。“起屋”即建房成为农民向往美好生活的主要追求之一。义乌农村对有房的称为“有着落”,对无房的称为“无着落”,或更形象地称之为“锅灶砌在脚板背的人”,更是把民居建筑建成称之为“落成”。因此,传统村落的说法自然跃然纸上:由农村生产、生活大的民居聚落或多个民居聚落形成的百年以上历史较悠久的群体,称之为传统村落。义乌市的23个“名录”传统村落历史十分悠久,传承千年的有一大批,如雅治街、倍磊街、陇头朱、云山和红峰等村。建村落最晚的也有500年以上历史。这些村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基本上是坐落在众多乡民过往的交通要道边,而且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底蕴十分深厚。义乌市传统村落存在和发展的两个阶段,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成立后的脉络十分清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遗存的民居主要是柱列木结构建筑,义乌老百姓称之为“老屋”(以下简称“老屋”)。据参与课题组的专家认为,那个时期大部分“老屋”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在朝廷和各级政府为官后在家乡建造的民居建筑。有代表性的如陇头朱的“官厅”、雅治街的“翰林第”等。

  第二类是一些经商富贾建造的民居建筑。他们家财万贯,良田千百亩,富甲一方。如倍磊的“九思堂”、“仪性堂”,黄山的“八面厅”等。这些民居建筑精致程度十分震撼,正如一些行业内领导和专家所说的那样:“如果说故宫的保和殿、太和殿等皇家建筑是中国建筑史上最顶尖的皇冠,那么‘八面厅’与‘仪性堂’完全可以摘取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绝无仅有的桂冠。”

  第三类是一些祠堂类的建筑。它基本上是由本族的官商富户捐助以及祠堂“公田”出租收入等建造的,规模不一,风格大同小异。

  第四类是一些乡绅与读书人所建的民居建筑。主要是一些“排三两插”、“排五两插”类的民居建筑为多。

  第五类占“老屋”比例最大,它是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民居建筑。由于经济来源主要是农产品交换或做手艺得来的收入,因此房屋质量也相对较差。不少是屋顶用稻草编织的“毛扇”搭建的草顶房,这些茅草屋只有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逐步拆改建成瓦房。

  所有的这些“老屋”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儒家著名的“五伦”这种以礼为代表的人文思想秩序观,反映在建筑空间上,形成这类民居所特有的空间观:一是均衡、对称。这是就个体来说所表现的和谐。上天赋予人体的造型,基本上是对称的,因此对称的空间与人之环境感受是相配合的,可以说这类民居建筑应合自我形象,建立了空间秩序;二是民居建筑配置的井然有序。如三合院、四合院及前后几进的大院落的组合,每一个组合都反映了天命的观念,都是一个小宇宙,在里面,按身份分配居住空间,有前后之分,左右之分,秩序井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传统村落民居在形态结构上有一个较大的、飞跃式的改变发展过程。除公社化以前有一些建造较好的“排三两插”合院式的“老屋”外,从1963年开始(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橡胶轮胎的独轮手推车在义乌农村逐渐普及,比肩挑、抬的运输能力提高几倍甚至10倍,又由于当时国家对木材统购作为战略物资进行严格控制,以及钢材、水泥、砖等建材都必须指标供应,而农民是拿不到指标的,在这样条件下,当时大部分的民居是“三合土”墙与木屋顶寄墙结构的为多,老百姓叫“沙墙屋”。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国家对建房材料的钢材、木材、水泥、砖供应政策逐渐放宽,同时水泥预制的桁、架栅和予应力多孔板等也较普遍应用于农村民居建筑,这个时期较大部分是砖混结构的民居。上世纪末至本世纪,除了砖混结构的民居建筑外,现浇框架结构的民居也逐渐在农村推开。总之,不管什么形态的民居建筑,都体现了当时条件下建房户的财力、物力的积累程度。

  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历史客观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个阶段的农村民居建设高潮,把成立前留下的较大部分“老屋”拆掉改建或新建,同时,许多即使保存下来的“老屋”也都已老化严重,破败不堪。现在社会上一提到传统村落的保护存在的问题,就把“老屋”的较大部分减少的原因,归结为村民的愚昧没有文化品位、各时代的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不作为所造成。甚至还有的说建国后的农村民居建筑与“老屋”形态结构不一样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我们认为,那些专家学者的说法缺乏历史根据。他们也许对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理解不透,对当时农民生产、生活的历史环境和国情、国策缺乏系统性调查和研究。我们作为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过的人,有必要以正视听,提出以下观点看法,以利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

  (一)在我国并没有一种建筑是永恒的。它的存在,完全是为了完成主人的使命。除了居住的功能外,建筑是一些符号,代表了生命和生气的期望。而木材是向上生长的树木,代表着生命。在汉代以后盛行的五行说中,木象征生气,以青龙为标志,方位为东。在五行中,土也是吉象,居中央,主方正,它与木相配合,是相辅相成的。在建筑技术中,最早砌墙是用夯土,所以古代称建筑为“土木”。而石材,其质地近金,有萧杀之气,所以古人认为石材只是用于地面或脚下的建材,因此,古代墓室是用石材砌成,它暗示着死亡。活人需要生气,人的居住环境要与象征生命的木材在一起。

  但木材的寿命是短暂的,几乎与人的寿命相当,因此建筑的生命似乎应合人生的悲欢离合。当人生发迹而事业有成时,建筑就丰盛地成长,千窗万户,车水马龙;当人生的气运衰败时,建筑也因岁月磨蚀倾圮。对于中国人而言,一座古老建筑的倾圮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的文化不相信永恒,但是相信只有生命才能延续生命,所以十分注重后代的延续,注重家族的繁衍与子孙的一再“光耀门楣”而兴盛,并且对家(族)谱十分重视,这从我们市的传统村落“千年之塚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去,千载之谱丝毫不紊”可见一斑。我们的文化认为建筑只是一种生命中的工具,它并不足为人生永恒价值之所寄,它只是在此一时间、空间中我赖以遮风避雨,过一种和谐的社会生活,并满足我们心灵需要的器具而已。如建房一代去世,与当年的财富相匹配规模的建筑就必然瓜分。分家以后,多家的财富减缩,家庭开始没落,建筑的规模不相符,建筑体受到忽视或破坏乃为必然之事,两三代后如无人再发迹,就成为大杂院,且合院围墙周边建起了许多简陋的民居,在现存义乌市传统村落是随处可见,“富不过三代”的古话得到应证。所以中国文化并没有以建筑代表永恒的观念,而且没有使建筑永远留下去的观念。如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时候,除了明、清交替之外,大多废弃旧宫,改建新殿,甚之者,以火焚除上代宫殿,彻底消灭上代的痕迹。所以我们的文化主张“除旧布新”、“推陈出新”、“光耀门楣”的,古老民居建筑的保存对中国人而言,是陌生的观念。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情、国策不可能、也不允许传统村落延续以往历史民居建筑形态。

  “老屋”,十分耗费木材,特别是体量巨大的几进合院式的建筑,所需木材耗费更是惊人。我们不去讲“秦建阿房宫,蜀山为之伐空”那个时代。仅追溯到明清与民国的600余年间,经济较发展,人口剧增,因此建房砍伐木材较甚,北方许多地方成荒漠,华北主要地区均无可用之材,甚至要自长江流域以南地区伐木北运。而长江以南地区,人口稠密、经济相对发达和气候等原因,又有较多地区建造楼房,木材的需用更是成倍耗费,十分惊人。如“八面厅”、“仪性堂”、“容安堂”等建造前备木料,都要估购几座深山老林符合建房最小口径(一般指椽料)以上的所有木材,而“仪性堂”、“容安堂”等所需木材是从江西赣南地区、宜春地区估购从水运到义乌的。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除一些交通十分不便的深山地区外,原始的深山老林可伐之木存量可怜。

  此后,我国人口迅猛增长。据统计资料:1964年“二普”人口比建国时增加1.82亿人;1982年“三普”人口突破10亿大关,比建国时翻了近一番;2000年“三普”人口接近13亿。面对人口基数的庞大和木材可采伐量的严重不足,国家对木材实行严格的统购政策,在林区的路口都设立检查站,严禁木材偷运等。对于破败不堪的“老屋”,由于没有新木料,更由于当时农村经济薄弱没有钱买其余的建材而无法进行修复。有些村民就痛苦地说:“祖宗建起新房传承给我们,而我们这些无出息的子孙连修复都无法进行。”因此,“老屋”大批被拆除。但也带来一个较乐观的结果:一间“老屋”的旧木料,可以凑合满足建三合土“搁架峰”结构的“赤脚屋”(即没有铺楼板)两间,且还有些旧木料可以赶制一些简陋的家具等。但是“老屋”最怕失火,一失火就是火海连天,几十间一次性毁坏的火灾是经常的,上百间失火付之一炬的情况在义乌市也发生过。火灾后受灾村民和亲朋好友们顿足捶胸、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万分无奈的情景总是经常在农村上演,触目惊心的场面让人永远不能忘怀啊!

  1985年国家对木材由“统购控制政策”改为“议购议销政策”。木材控制一放松,就如同潘多拉魔盒打开,短短几年功夫,国家森林可砍伐林木就快速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如不采取措施的话,即使全中国所有可采伐木材砍光光的,也无法满足13亿中国人建房的渴望。对此,国家除对木材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外,鼓励农民采用水泥预制产品代替木材建房。就是这样做,木材滥采滥伐还是屡禁不止,导致了大面积山体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导致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发生了山洪暴发、特大洪灾等系列自然地质灾害,自然界向我们人类敲响了警钟。随后,国家更是鼓励农民建房少用或基本不用木材。同时由于义乌市社会经济发展迅猛,就如市场主体来说,2010年仅14多万个,现在已达37万个等。所以,砖混、框混、钢混等结构的民居建筑也开始在义乌市农村应运而生了。

  (三)“就地取材”、“因材施工”是一切民居营建的基础和模式,特别是空间形态的重要依据。这是60多年来义乌农村民居建筑大量建造、村民自己动手和经济、便捷等要求所导致的必然选择。建筑材料的大规模更替,必然会引起农村民居结构和技术的更新,从而也使得民居空间模式、建筑造型、色彩乃至装饰符号的变化。如:土地承包责任制实行后不久,义乌市农村普遍建起了“两层半”的民居,其中半层是水泥浇盖的,用来解决每家每户晒粮食等困窘,这就是典型的生产和生活相结合的民居建筑类型。也许面目全非,也许与原有传统民居大同小异、小同大异,然而是不是坏事?是否就会丧失掉义乌乡土民居的特色?回答是否定的。比如,木材广泛用之于民居,是人类文明史的进步;尽可能少地在民居上使用木材而代之水泥等制品,还是人类文明史的进步。同样,粘土砖瓦广泛用于民居,也是人类文明史的进步,取消粘土砖代之以水泥砖、矿渣砖或建筑废渣砖等,更是人类文明史的进步。

  (四)建筑材料的更替再生后的新民居,不可能必然导致乡土传统和地方特色的丧失。建筑先哲梁思成先生曾说过:“建筑之始,产生于实际需要,受制于自然物理,非蓄意于创新形式,其结构之系统及形制之派别,乃其材料环境所形成。”比方说,化纤织物代替了大量的原棉棉布,现代服装并没有大一统,反而款式、花色更多,新潮层出不穷,时装热经久不衰。现代民居普及了水泥与制品,怎么可能就失去了地区的、民族的、传统的、乡土的风采了呢?老祖宗们彼时条件和手段有限得很,就已经创造出群星灿烂、异彩纷呈的民居,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难道就不能继续创造了吗?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即使是“洋”的东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了,也是中国的、义乌的乡土文化。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呼唤义乌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机制创新和工作创新

  当义乌众多摄影记者、画家、建筑师们将镜头和目光对准传统村落那些久远的“老屋”,叹其丰富文化底蕴时,村民们是用不解的眼光看着这一切:“为什么如此不适于居住的‘老屋’会引发你们如此大的兴趣呢?”他们最需要的是居住环境的根本改善。对于传统村落,学者、文人、旅游者、艺术家们往往是以欣赏传统建筑文化和乡土文化的眼光来看待它的。他们或由于时间短促,或由于职业习惯,偏重于采风和摄取“精粹”,往往忽视长期生活在那里而又是现代村民们的实际生活和心理状态。前者偏重于传统民居作为历史文化这一层面,后者理所当然偏重于居住和生活要求,特别是义乌市许多新农村改造过的村庄,居住环境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传统村落名录中的许多居民戏称自己为“中国的第三世界、义乌的非洲”。这些老旧老土的传统民居为绝大多数原住民中的年轻人所厌弃。

  习总书记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曾对传统村落保护做过一个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宏伟的奋斗目标,同时提出了在文化自信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要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为导向,这些都给我们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提出新的挑战,引发我们许多新的思考。

  (一)创新性保护义乌名录传统村落,首先应认清“传统民居”与“民居传统”之间的关系

  传统村落是传统民居的聚落,“传统民居”与“民居传统”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回事。

  “传统民居”作为一种有形的建筑实体,是义乌的一种历史遗存,从文化的层面上看,我们应当保护、尊重,而从居住现状的层面上看,我们理所当然要加以改造和发展。因为现存传统村落的环境和居住模式,毕竟是数百年前在农耕社会所形成和完善的,与当今义乌人的生活产生了错位。对现存传统(民居)村落,作为一种文化的保存,显然只能是少量的,而作为现实居住高要求对其进行改造,必然是大量的和普遍的。我们既不能忽视传统民居的历史文化意义而一概加以拆除改造,更不能无视义乌那么多农村人对美好生活居住需要,和国家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需要而一概加以保护———事实上谁也无回天之力。

  “民居传统”作为一种观念形态,体现着义乌先民宝贵的整体思维和综合功利的价值观:如生态、形态、情态和活态的有机统一,人、建筑、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有机统一,材料与技术、功能、审美情趣的有机统一等,是一笔精神财富。尤其是深层次的思想,还要加以发掘、整理和研究,可以作为传统村落民居的改造和其他几百个行政村创造现代新民居参考,乃至作为市政府有关部门技术政策和管理机制的借鉴。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注意保存和保护传统民居文化。以日本为例:日本是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国家,上世纪90年代初资料反映,全日本3300多个町镇(相当于我们较大的行政村),530个划为历史地区。当时日本经济实力雄厚(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其八分之一),但被日本文部省定为历史文物保护区的只有23个,占3300个町镇的0.7﹪,而义乌市目前列入国家名录传统村落占市行政村比例是全国平均比例两倍多,如果此次申报国家第五批的12个传统村落能批准三分之一,那么是全国平均比例五倍多;同时义乌市还有省、市的名录传统村落,这从国际和全国角度来说,反映了义乌市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提升力度之大,与支撑起我们这个年轻的世界级“大城市”(义乌是省内继杭州之后第二个加入设在巴黎的“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地位相一致。义乌市23个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任务十分繁重,任重而道远,不能一蹴而就。

  (二)有些特有时代价值、具有代表性类型的传统民居应与传统村落的文保传统建筑、“三普”历史建筑等,共享同等的保护政策。例如

  1.红峰村明初建造的传统民居,距今已600余年,它的牛腿、抱头梁上的纹饰和廊柱等可以十分清晰地反映出是明代重檐建筑,是珍稀文物建筑中的孤品,拟应申报省或国家级文保。它最具传统建筑文物价值的是明代最典型的重檐屋顶建筑,它见证中国传统民居重檐建筑开创先河的历史。要深知它的弥足珍贵,这得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说起。

  中国传统建筑受易学等“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用易学天、地、人的三才观念去理解:屋顶为天(天才),台基为地(地才),柱列为人(人才)。一般来说,居住的建筑,以服务于人生为主,当然应以人为重,也就是中段的柱列占最大的比例。越是平民的住宅,中段占的比例越大,台基占的比例越小。反过来说,越是重要的建筑,如皇家与宗教建筑,屋顶与台基部分所占比例越大。为了增加屋顶的高度,除了加深建筑的宽度外,中国在明代发明了重檐(在宋代以前的建筑文献与实物上都没有发现重檐),这是一种由回廊演变出来的一种装饰,中国人毫不犹豫地使用这种装饰,如同穿一件漂亮的衣服一样,丝毫不觉勉强。一个过大的屋顶,由于这层重檐而消除了过分厚重的感觉,增加了韵律的趣味。重檐屋顶建筑到明代后期和清代才开始应用于传统民居建筑,这从同是明代民居建筑的陇头朱“官厅祠堂”、云山村的“种德堂”与何店村的两幢明代建筑等就没有采用重檐屋顶,也可以说明:

  对此,我们应加以深入研究,在浙江省,现存世的明代重檐屋顶的民居还有几许?全国还有几许?红峰村的明代重檐建筑是否可以申报省级或国家级文保建筑?这些,我们仅作为建议提出。

  2.对一些“排三两插”类型的三合院式、各时期的传统民居应给予“深度”保护,它们可以让人们加深对习总书记所说的“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之初心和源头的深层次理解。“排三两插”的三合院落有“五间头”、“七间头”、“九间头”,如云山村的槐园朱园,倍磊村的“JZ-026”、雅治村的“JZ-014”等。这类三合院落一般由坐北朝南的三间正房和东西两边的厢房与围墙、廊道形成三合院。加上中轴对称原则,就呈现出深厚的人文精神。一座简单的三合院,实际上等于张臂向前的人形,主房是正身,两厢是两臂,拥围着自己的天地,那就是“天井”。这三合院是义乌传统民居建筑群的核心,也是生命所在的花蕊,一座大宅可以有若干进、若干院,但莫不以这中心的合院为精神主导。

  这类房子因为中轴对称而十分方正,这是因为中华文化自汉代以来,“方正”的价值观念日渐凸显,“歪斜”被斥为异数,传统民居结构形式端正是这种价值观的体现。结合前面所述传统民居建筑天、地、人的“三才观”,义乌民间把一个三合院寓意为“有天有地的一方天地”。里面的天井就是“小天地”;因为方正的柱列为“人”,因此“方正做人”、“栋梁之人才”、“男人要像柱子一样顶天立地”等都是出典于此。自这“一方天地”观念看,每个住宅的主人都有君临天下的姿态,只是这天下的范围不尽相同而已。对于真正的义乌传统读书人,在正房中(俗称堂屋,“堂堂正正”出典于此)正襟面南而坐,举目前视,虽无君临之意,亦不免为国家而沉思,《大学》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实际反映在我们这些传统民居的空间组织上。因为这小小的住宅,是正我心的象征。我之所见,无不成正,无不内省。然而此一空间虽仅为我仰视俯蓄之环境,实为国家之缩影,宇宙之缩影。故我必然以国事为念,以天下为心。所以义乌过去众多的知识分子(仅倍磊从宋朝到清朝就出了400余位各种官员和文人),不论在朝在野,心情是一样的,无不是身在乡里,心在庙堂的家国情怀。这就赋予了传统村落耕读文明的灵魂,籍以点化升华传统村落民居空间的意境,它的深度阐释挖掘,必将成为我市文化自信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3.对遗存的一些传统“版筑”土墙技术工艺的土木结构的传统“泥(沙)墙屋”,应作为重要的“历史记忆建筑”进行抢救性保护。这类传统民居土里土气的,最容易不受人待见而拆除。

  版筑土墙技术在4000年前龙山文化晚期已使用,宋代的《营造法式》都有明确规定筑墙之制。明代得到很大的发展,清代基本沿用明代做法,并一直沿用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版筑土墙对土的工艺要求较高。有生土和熟土,我们义乌的三合土墙基本上可归为熟土,因为它要进行焖发酵。因此,版筑工艺对泥瓦匠师的技术要求很高。如泥匠师站在墙顶上的一处挥长板拍打墙面,整个墙体即四向相连的墙体都会一同震动,而且振波柔和,这是刚柔兼具的高质量的表现。如果只是版下一面墙的震动,则表明技术质量不够好。建国后的版筑土(沙)墙的工艺过程,笔者和此次调研的两位高级土木匠师都曾亲历体验。

  土气、古朴而又带着一丝“野性”的义乌“泥(沙)墙屋”,它带着历史的沧桑感,似乎向人们在诉说一个个以往村里故事,它何尝不是凝固的音乐在义乌传统村落里的回响!

  (三)传统村落独特的文化精髓和空间记忆保护的一些看法

  1.关于“大屋”边的附属用房的原真性保护。这次调研看到有个省级(现申报国家级)传统村落,许多依附或邻接一些较大体量四合院、三进重院的“老屋”或“破倒屋”(该村老百姓称)刚被拆除或还准备拆,他们说这是“危房”。我们认为有的传统村落里的那些祠堂、厅堂及大的合院式或重院式的“老屋”,依附及邻接于它的那些较简陋的、或将倾圮的那些“老屋”、“破倒屋”,不能拆!因为它们与那些大体量“老屋”结合成一个“环境”,或称之为“历史风貌碎片”,我们从中可以获取很多村落与家族(或房头)在生产、生活历史中的兴衰信息,这些支撑、传递信息的“老屋”、“破倒屋”是无可替代的历史见证。记得在世纪之交时,遵义会议会址周围内的近4万平方米民居,由于计划修建标志性休闲广场而被拆光。在专家学者的反对和国家文物局干预之后,当地政府不得不对有些历史建筑做出了恢复性重建,但已失去其历史的“原真性”。对此,我们建议对义乌市传统村落上述“历史风貌碎片”应进行“原真性”保护。

  2.关于“老街”的保护。义乌市传统村落“老街”(老百姓称)特别多:如东朱的“老街”与“古井街”;倍磊的“西街”与“南街”;雅治街、何店、尚阳等的“老街”,它们与村落里的“巷、弄”交叉四通八达,但有的“老街”最窄处不到1.5米。“街”《说文》解为:“圭”为平地,“行”为四岔路口,即为“平地上的四岔路口”。这些数量众多、风貌形态独实的“老街”历史文脉记忆十分清晰,是延续乡土传统文化基因十分重要的载体。但这些“老街”的现状是“新”与“旧”犬牙交错,“当代”从历史中走来,“风貌与时俱进”,任何“原封不动”、任何“推倒重来”,都是既不可行,又不合理,因此我们一致认为,这些“老街”的修复保护利用,以下两点需重视:

  一是包容与协调。我们认为,传统是流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长河中的人类创造,它是一个自我展示和自我完善的历史系统,也是一个自我超越和自我否定的变异系统,它体现出民族性,也体现了时代性。因此,在规划设计中,对每一条“老街”的空间结构、道路路面和建筑立面的空间界面、空间和建筑尺度、色彩、“符号”、材料等,要自始至终坚持包容与协调的理念,追求南北段或东西段的协调;“新”与“旧”的协调,特别是在整饬那些“老屋”外墙时,除破损严重时,尽量都不要粉刷纸浆石灰,把“老屋”那古朴沧桑感以及过去年代墙上粉刷的许多有文物价值的政治标语一齐毁掉;让人看“老屋”变成“新屋”了;更要使“街”与“巷弄”、“住区”的协调;“地段”与整个村落的协调等等。

  二是原真性与控制周边环境。应遵循“原真性、整体性到可持续性”的理念,坚持新就是新,老就是老,尽量不搞假古董,而是以“新”延续“旧”。整条“老街”应采取新旧拼接的办法从秩序中获得统一,对以保留整饬为主和以新建为主的,要逐渐由老建筑过度到现代建筑,通过对共有地域特色的挖掘达到风貌的协调。同时,今后“老街”周围住宅楼新建,除建筑风貌努力与“老街”协调外,在高度、视线,视角上也应精心比较、权衡,使得在“老街”中看不到或较少看到多层住宅楼,感受不到多层住宅楼在体量上的反差,避免空间的压迫感。因为在调研时还看到有四层大体量的多层在建。

  在调研时,听到有个传统村落的村干部和我们说了,在修复时,新建的都要采用柱式木结构。对这,我们提点看法:(1)“老街”在经营性店铺用传统工艺的木楼板时,不是很适宜,就看佛堂老街和周庄、乌镇等地的木结构店铺,楼板下面基本上用铝塑板吊顶装饰,楼板面上用复合地板贴面,等于是“锦衣夜行”;(2)现在的木材,大部分是施用化肥的速生林,根据我们课题组里高级大木匠师所说,这样的木材韧性度、坚硬度、抗腐能力根本不能与过去那些“老屋”的木材相比,要不,义乌市的许多公园里木栈道、木平台等,没过几年都霉烂了,现在普遍都在更换石材或塑胶板。因此决策部门一定要慎重使用木材进行新建。

  3.以“野性的思维”表达、重构传统村落“乡(山)野”的空间记忆。义乌市的传统村落其发生、发展、更替,其选址、布局、构成和营建,走的差不多都是老百姓称之的“野路子”。试看:

  这些村落的选址都堪称为“风水宝地”,因此聚落时为了“负阴抱阳”,傍山丘则依山势,沿河溪则顺河道,有平地则聚之,无平地则散之。无“法”有法,因地制宜,其路数不可不谓之“野”。

  那些没有刻意考虑空间功能、富于曲折变化、上百米长的巷弄,略加点缀,在山墙上来点独特的马头墙装饰;夹道上横一座拱门,把空间的神韵激发出来,那些轴线随意,房屋大小由之的建筑与墙壁切割的空间是有机随“机”,且无“法”无天,亦不可不谓之“野”。

  再说那些乡土民居的建筑材料,山之木、原之土、滩之石、溪之沙、田之草,就地取材,因材施工,为我所用,“土”掉了渣,“野”到了家。

  我们认为这种“野路子”不受制于“管制”,不墨守成规,体现出一种“野性思维”。这种“野性思维”既充分利用乡土条件“自由发挥”,又面对种种自然地理、经济技术和社会条件的限制而加以突破,是一种开放的、动态的、创造性的思维。

  在调研时,令我们课题组的所有成员不解的是,那些依山傍水、田园风光的传统村落,普遍都在村头路边、甚至在山坡边栽种了那些与城市里一样的花、草皮与灌木。而当时正是重阳过后不久,漫山层林尽染,绚烂多彩,金黄的稻田与绿油油的菜地像一幅幅油画铺就大地,让人真有种走入童话世界的感觉。那种花、草与灌木与之一比,真是大煞风景,让人吐槽。殊不知,世界上欧美等发达国家,现在都兴起“田园景观”热,即把田野、山野、原野与村野、乡野、郊野融合一起规划设计,追求一种“原生态景观”,用我国道家来说即“返璞归真”。

  说到“野”,古代通“墅”,“野”是由“田”、“土”、“予”组成的,最核心的是五行里的“土”,是吉祥的正能量词,没有贬义。所以,东朱村870年前的老祖宗称“野塘”;雅治街村在千年前建村时,村名称之谓“野墅”,这个称谓里有三个“土”,古代对“三”的重复有众多意思,说明了雅治街的先人有大智慧,并寄予后辈子孙美好的厚望,希望他们多多垦置田土。而“野性的思维”是50余年前法国人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专著里推出的,里面主要研究了“未开化”人的“具体性”与“整体性”思维特点,并申明这种思维与文明人抽象性思维不是“原始”与“现代”、或“初级”与“高级”之分,而是人类历史上始料存在着的互补的、相互渗透的两种思维方式。

  结合中国古代传统“野”的观点和现代“野性的思维”观点,我们对传统村落某些方面的保护利用十分担忧,害怕有些很“土”的、认为没有什么价值的建筑物或构筑物在人们不经意中、或有的认为要做的更完美中而被毁掉,而这些如果用“野性思维”观点结合那个时代的生产、生活去看待、思考,其中有故事、有风情,为“无价”之宝贝。例如:

  (1)在何店村“老街”调研时,不经意间看见几户农户的墙脚上开的“肥缸洞”,形状像比例缩小的“金字墙”,上面尖尖的,又不像狗洞。现代人,特别是城里人十有八九不知啥玩意儿,这是公社化时,农村为方便向存放肥料的粪缸里勺出肥料所构筑的。“肥料”在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里,排第二位,地位十分重要,如果把“肥缸洞”结合农业生产以及如何使用的相关信息加以挖掘,并用文字的形式立牌边上,给现代旅游者及学者们提供了解那个时代的遗存信息。

  (2)在红峰村一个四合院落“老屋”,在一间破败的、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的楼房底层,看见房主在久远年代布设的、烧柴火的锅灶、养猪的猪舍以及供储存人和猪粪便的“肥缸”(义乌俗称,即家厕粪坑)。让人自然想起那个时代的那些事:1959年10月31日,毛主席给《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写了一封关于发展养猪的信。1970年初则在全国公开发表组织学习。毛主席在信中指出:“看来养猪事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大养而特养其猪。”在这样的形势和背景下,“一人一猪”成为硬指标,为了完成任务,三口之家以上的就必须有两个猪舍。因此,农村那种“锅灶对猪舍,两个猪舍夹‘肥缸’”布局的农户起码有一半以上。但是,现在这种布局的实物遗存已是凤毛麟角了,它是传统村落生活与生产紧密结合的历史见证,具有重要意义:①由于当时义乌县认真贯彻中央和毛主席指示精神,要求各大队、生产小队出台刺激养猪积极性的系列政策,如有的地方给猪增重的数量与劳动者一样记劳动报酬的“工分”和分粮食,猪变成了“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经过几年努力,毛主席提出的“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脚踏实地,意气洋洋”的局面在义乌基本实现,用习总书记的话说是“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手中”。②那种条件是十分艰苦的,试想人与猪在同一间房子里生活且一起大小便,夏天的苍蝇、蚊子是惊人得多,是党的领导和改革开发才使我们整个义乌农村较快摆脱那种生活环境。③那个时候,都是臭气熏天的旱厕,这种历史遗存的场景展示,可以让人联想对比习总书记十八大以来倡导推广的、解决农村民生短板的“厕所革命”,让参观者亲身感受到习总书记的民生小事大情怀,宣传教育意义必将十分深远。

  (3)1978年雅端村与容安堂、遗安堂同一轴线的“邓安堂”因一颗火星而引发大火,整个24间四合院楼房的邓安堂被付之一炬。9户邓安堂居住的后辈子孙,在火烧遗存的原基上,用版筑工艺建了三排20余间简陋的“泥墙屋”民居建筑群,这些“泥墙屋”虽历经40年,还保存较好。我们在调研时,陪同的村干部对我们说,想把原邓安堂遗址上建的20余间“泥墙屋”的民居群推倒,恢复重建邓安堂往日风采。我们认为这是一处在义乌境内保存如此完好的、反映改革开放那个年代的、历史遗存的“泥墙屋”民居建筑群,不能拆啊!它们完整见证了义乌市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因年份不很久远,我们完全可以从横向或纵向挖掘到许多珍贵的历史信息:①失火时,邻村有多少“土水龙”来这个山区救火,当时县里的消防车来过否?火灾后,当时县各级党委、政府对受灾农民救济情况,这可以研究那个时期救灾、防灾体系建立情况;②农民在原火烧屋基础上建房的一整套审批和丈量屋基程序;③当时这些农民是亲帮亲、邻帮邻尽义务帮忙建房,可以挖掘出那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淳朴乡风;④这些农户40年来生产、生活情况,同时可以追溯到他们40年前的生产、生活情况,并且跟踪他们40年后的生活等情况;⑤同时,与他们相邻的另外15户村民,并建有38间“泥墙屋”民居建筑群的同村人,也可以一起进行挖掘研究等等。把这些素材背后的故事挖掘出来,并用老百姓这些朴实无华的语言一直演讲下去:改革开放40周年,建国70周年,建党100周年……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之说,这些“邓安堂”后辈子孙们及他们的邻居们,是否也可说是在党的阳光雨露沐浴下,在改革开放的“洗礼”中,得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呢?

  以上几个例子,以“野心的思维”表达、重构传统村落乡野的空间记忆,做进一步解释,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

  ———它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复合的;

  ———它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和跨越时空的;

  ———它不是单向的,而是互动的即为互为因果的。

  (四)要加强对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政策层面的研究,加大扶持力度

  我们看到,财政出钱保护整饬的尚阳三进三十余间的“光裕堂”,仅一户毛姓原住民居住,其余的都空置在那儿;还有些传统村落财政支出保护整饬的“老屋”甚至空无一人,“铁将军”看门。调研得出,义乌市的23个传统村落“空心化”现象较严重。为此,课题组还到周边县市进行调研,就比如浦江历史文化名村嵩溪传统村落,该村在册人口1700余人,实际上长期居住的村民仅500余人,总之,传统村落出现萎缩、凋敝的“空心化”,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与国家对传统村落保护提出的“力求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活态传承”是一对矛盾,也是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一个难题。那么,怎样充分利用义乌市经济社会发展可喜局面和改革开放前沿平台的优势,加大在政策层面的研究和扶持力度,运用政策杠杆的动力,来破解传统村落“空心化”难题,走出一条有义乌特色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新路子,现提出几点思路:

  1.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新型城镇化(逆城市化)+‘办公大革命’+乡村振兴战略+青年返乡创业+……”层面进行系列研究,制定出有深度和力度、接地气的、提升传统村落人气的政策。

  义乌市虽然说跨入大城市行列,但是由于受发展空间的限制,许多如劳动力、资金、技术和信息等由城向镇而村的回返,国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逆城市化现象”。比如义乌市的佛堂,近年来许多城里居民到佛堂购房,住宅的价格不断攀升,已与义乌城里的许多楼盘价格不相上下;人们还惊奇地发现,佛堂的许多地段店铺的租金比义乌城里许多街道店铺租金还要高等,随着佛堂镇投资几十亿的卫生、教育、交通、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逐渐完成和“双江湖”、“双林寺”、“历史名镇”的开发,人口快速集聚也使得佛堂的发展空间必将受到限制,与佛堂有上百年联系比较紧密的15个名录保护传统村落,将接受由镇至村“逆城市化”而带来生产要素的回流。总之,随着义乌市进入城镇化高级阶段,大家对空间的需求、文化的追求更加多元,得天独厚、自然景观优美宜人的23个传统村落的价值和地位必将比以往更加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加强、加大范围对传统村落由“同质同构”向“异质异构”转变的模式层面进行研究。

  与城镇化高潮迭起的同时,中国的办公方式正在暗涌一股全新的力量,“办公的革命”正在逐渐开始,随着乡村教育、卫生与交通条件极大的改善和互联网的普及,从事动漫、视频制作以及许多设计创意的人员,从压抑沉闷的写字楼到了乡村新的办公场所,这里可以在户外的阳光里或乡村田园风光里喝杯咖啡,和朋友一起抽抽烟聊聊天,工作变得愉快,创意的灵感和工作高效了许多,办公革命的田园化已在兴起,如丽水市的“古堰画乡”,就是办公革命与传统村落相结合的一个范例。义乌市有市场主体近37万户,每年有近10﹪递增。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延伸,通过政策的引导和优越的产业办公条件等,就算1﹪的市场主体落户23个传统村落,也有近4000户。同时,我们还可以学习借鉴台湾省实施多年、取得很好效果的“青年返乡创业计划”,以吸引人流和业态流提升传统村落的人气。

  上述几种情况的出现,最终共同指向是我们的传统村落,虽说推进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只要政府的努力,就像义乌市的汽车拥有量一样,没有几年就爆满如今局面。

  但是,以上层面政策的研究,最最核心的是生活在传统村落原住民现代化的政策。因为,义乌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阶段,每个市民跟直面城镇化浪潮一样,接受现代化洗礼是谁都无法逃避,生活在传统村落中的村民当然拥有享受现代化成果的权利,这种向往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应得到尊重,同时应当在政策研究和扶持力度上要优于没有进入名录保护的村庄,用政策促使他们回流。比如,传统村落的村民可以建“有天有地”的垂直房等。但建房指标还是应分居住用房和产业用房两部分。产业用房主要用于旅游、办公革命、养生养老等业态,但居住用房符合有关规定也可以引入相关的业态。同时,按照乡村振兴战略国家出台的农村产权改革的政策,应允许传统村落的居住用房和产业用房,或建房指标在政府规定的市场进行交易或流转。

  2.运用“民营公助”或“民有公补”的保护机制。义乌市有企业家日前到北京购买“老北京四合院”,每个四合院价格大概要一亿到两亿之间,但遗憾的是有价无房出售。还听说,杭州西湖边的“老屋”也与北京相类似。这说明了“老屋”存世不多,已成了稀缺资源,因此有大量民资已进入或想进入这个领域“寻宝”。如投资十多亿的佛堂“民居苑”、武义县的“璟园”等就是民资进入这个领域的产物。

  但是,义乌市的文保“老屋”和“三普”名录“老屋”保护整饬,基本上是由财政支付的。同时,许多破败的或将倾圮的“老屋”也都在那里等待财政拨款整饬。我们清楚知道,23个传统村落的“老屋”以及各个时代的标志遗存建筑数量较大,单靠财政支出进行保护维修整饬,弊端很大。因为,这些民居,即使维护整饬竣工后,今后的维护保养费用也十分惊人。我们认为,应该运用经济杠杆,如对许多村已腾空待维修整饬的“老屋”,可以采取产权转移的方式公开拍卖。拍卖前可以在竞拍的规则里植入如业态的经营、整饬达到的程度、内部结构不能随意变动等。拍卖所得可以用于该村落的保护利用。同时,也可以进行产权不转移的认领、认养、认保等模式的公开拍卖,加快义乌市或市外雄厚的民资进入这个领域,形成多元化、社会化、转移性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机制。

  3.适应新形势,对新建民居建筑应在继承、吸收、借鉴传统民居形态风貌精髓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以适应传统村落新业态产业的发展需求。“办公大革命”需要办公的大空间,根据科学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特别是涉及创意等行业,希望在联合办公空间来提高员工的创造力,因为跨界产生的生产力越来越大;同时,民宿业、养生养老业、旅游产业以及其他种种产业业态,都需要较大空间的建筑物,它方便管理,节约许多摊销成本,而且十分有利于凝聚人气等。因此,过去农村农民建房大都是排排房的形态结构,已不适应这些业态产业的进入和发展,而应在规划建筑等设计方面有一个历史性较大的突破。在这方面,可以在传统的继承和风貌协调上借鉴吸收“三进两天井”或“四进三天井”、“老屋”的形态结构精髓进行创新。但是传统的继承和风貌的协调应来源于对义乌地域“老屋”特色的挖掘和利用,它应是深厚的文化底蕴在现代的延续,因此,在对义乌地域“老屋”特色的挖掘中,步子可以迈得大一些,更富创新性和灵活性。如,传统的“老屋”每间只有20余㎡,那么新建的可以在35㎡左右,可以在两层中间不加楼板,既方便按农民建房指标进行布置,又方便各种业态产业使用时的装饰。同时,要充分了解这类传统“老屋”天井和“龙虎门”的功能和丰富内涵,在设计时要加以深入研究而创新性的继承。

  (五)逐步形成党政重视、社会参与、个人有为的保护利用氛围

  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就拿对传统村落的基本情况的调查来说吧,就必须对村落传统民居建筑包括历史建筑、乡土建筑、古建筑或其他代表性传统建筑,村落的选址和周边自然格局的融合、村落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村落人居环境现状等信息资料进行调查,取得翔实、准确的资料数据来为传统村落保护奠定坚实基础。但是,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这项工作虽说已经在做,但做得比较粗糙,并且漏洞错误百出。比如已经上报国家或省里的申报资料里,有个村落把明、清建筑的“始建时期”都填写为“民国时期”;对楼房,有的楼上楼下一间填一间,有许多是一间填两间,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等等。我们说这些,并没有指责的意思,而是说,这是一项全新又十分繁杂的工作,进村入户调查采集数据,是一项最普通、最辛苦、最繁重的工作,更是直接关系调查质量的最重要的工作。因为要抓好保护利用工作,首要的必须抓紧摸清传统村落家底、摸清这份历史遗产的价值和基本情况,否则保护工作无从下手。但是这项工作,就如日前一位在京的部队首长回乡探亲时对我们所说,他们村是义乌千年的传统村落,但是因这项工作太繁琐,年轻干部都不愿也不肯去抓,结果今年上级财政拨来保护整饬的款项都落实不了。这是十分现实的情况。虽说上级党委、政府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但仅靠村干部去完成这项量大面广的工作是十分困难的,再者村干部自己也有自己的事业在干。对此,我们认为是否可以从以下角度去考虑解决这个难题。

  义乌市23个传统村落的“老年协会”里的老年人占在册村民总数的20﹪以上,即许多村都有300-500名老年人,最多的近800名。而且,72岁以下的老年人占老年人总数的50﹪以上,老年人幽默地称他们自己为村子里的“留守兵团”。这些老年人,大部分身体健康,思维较敏捷,对村里的基本情况和左邻右舍的情况都十分了解,能讲出每幢建筑背后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村里的轶闻趣事。他们做事不怕繁琐且认真负责任,同时他们有较多的空闲时间,因此,组织和动员他们参加这项工作是人尽其才,人尽其用。但是,大部分老年人不会电脑、文化水平也不高。这不要紧!义乌市活跃着一支6万余人的青年志愿者队伍,还有一支义工队伍。这两支队伍里荟萃了义乌市各行各业的各类年轻人才精英,比如有高级建筑师、高级工程师等。他们文化水平较高,基本上都懂计算机技术;他们听从市委、市府的号召,愿意奉献,敢于担当。如果有他们的参与,与村里的“留守兵团”形成互补,对保护项目的每家每户的原始资料可以分门别类进行系统化、规范化、信息档案化建立数据库等等。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组织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新闻工作者,对义乌的传统村落结合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以更广阔、以更多样的视点和手段,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研究,让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得到发扬光大。

  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事业,而要干好这项事业,应按习总书记所说的:“干事业我们要有钉钉子的精神,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是要一锤一锤接着敲,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钉牢一颗再打下一颗,不断敲下去,必然大有成效。如果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结果很可能是一颗钉子也钉不上。”党委政府要发扬“钉钉子的精神”,广泛组织和发动传统村落村民积极投身该村的保护利用,并号召和鼓励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其中,唱响提升义乌市文化软实力的主旋律,传递出文化自信的正能量,进一步发展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课题总策划:

  楼林禄市老科协会长

  吴浩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市规划局高级规划编制主管

  课题顾问:

  阮梅洪市决咨委委员、市规划局编审科科长

  黄以林市城乡规划处副主任、村镇建设科科长

  课题专家学者:

  楼芳艺市老科协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越市老科协副秘书长、文教卫主任

  王安市老科协理事、高级传统建筑泥瓦匠师

  王英棋市老科协理事、高级传统建筑大木匠师

  吴晓峰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杨文挹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吴广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课题打印:

  朱孝珍市老科协办公室副主任

  课题审核:张年忠市老科协副会长

  课题撰写:吴海燕金华市七届人大代表、法制委委员,市人大第十五届城建环保工委特邀委员,市城市规划建设科学研究所所长,市老科协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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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楼菲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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