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皮带非常坚固，子弹打在上面都会反弹出去，根本打不到人。我一看打枪不行，就命令大家一起扔手榴弹，结果一轮手榴弹下去，炸得鬼子人仰马翻，50多个日本鬼子都被炸到了海里……”
一轮手榴弹炸翻50多个日本鬼子，这是今年97岁的王彩达记得最牢的战斗。采访中，老人一再提起那次战斗。在那次战斗后，王彩达七天里升了三级。
从金华农校到黄埔军校
我叫王彩达，1919年出生在义乌市义亭镇王莲塘村，今年97岁。
我的祖辈是王莲塘村有名的大户人家，在我的祖父时代，家里有上百亩良田。小时候，我几乎没过过什么苦日子。
到了读书的年龄，我上了村里的私塾，后来又到上溪第四小学。那时候，义乌全县只有5所学校，除了城区一所外，就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有一所学校，上溪是属于西乡的学校。
初中是在义乌中学读的。初中毕业后，16岁那年，我考到浙江省立实验农业学校(简称金华农校)读书。
金华农校属于不用付学费的学校，有很多农村青年来学习，我半工半读也算是勤工俭学。这所学校于1933年7月建立，是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邀请北平大学教授、著名土壤学家蓝瑾先生来金华创办的，学校利用唐代法藏寺遗址旁的平地规划建设，并凿有人工湖，成为校园一大景观。
1937年，19岁的我得知黄埔军校在金华招生，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报考。结果，我的笔试成绩非常优秀，顺利考入黄埔军校，成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第12期的一名学生。分科后有步兵六队、骑兵一队、炮二队、工兵二队和交通兵一队。
那时候，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上海也失守了，南京危急。我们军校奉命转移。转移的路上非常危险，日本鬼子的飞机不断追着轰炸，我们有时候坐船，有时候坐火车，不过主要是走路，先后转移到安徽、江西、湖北、福建等地坚持学习。我是在福建完成学业的。为适应抗战用人急需，学制从三年缩短为两年，学生毕业后大多奔赴抗日前线。
军校的纪律很严格，每天三操两讲堂，上课主要讲怎么打仗。有时天没亮，长官要求一分半钟紧急集合，大家必须全副武装，然后到二三十公里的郊外去拉练，再回来吃早饭。早饭时间五分钟，中晚饭时间三分钟，时间一到不管吃没吃饱都不准再吃了。我最厉害的是打靶，不管是100米靶，还是50米靶，我都一打一个准。因为我的眼睛非常好，到现在，我的眼睛仍旧很好，看报纸、打麻将都没有问题。
经过两年的学习，学校进行毕业考试，考试合格的同学就照相、做同学录，每个人还领到一把佩剑，上面写着“不成功，便成仁”，还印着我的名字“王彩达”。如果考试不合格的，就会被淘汰或者留级。
我的同学录不知道什么时候遗失了，不过佩剑我一直保存着。可惜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红卫兵搜走了。幸运的是，毕业的时候十分流行相互赠送个人相片，并在上面题字以示勉励和留念。这些照片没有被红卫兵搜走，我现在还保存着十来张，后面都有留言：“彩达学长存念：我们应该为国家为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到底！”“彩达学兄存：愿你做个为民族战斗的浴血战士，争取最后的胜利！”
炸死50多个鬼子，七天升三级
黄埔军校毕业后，我就到了福州的部队，具体哪支部队我记不起来了。我当时驻扎在福州的西湖边，打日本鬼子主要是在新花园一带。
1938年5月12日，日军攻占厦门炮台，金门、厦门先后沦陷，福建沿海形势危急。
1940年2月12日，日军一艘运输舰搭载海军陆战队一个大队在东山岛登陆，守军第450团第一营奋起抵抗，但第一营在日军的舰炮火力下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出海岸的警戒阵地。日军占领滩头之后不再继续推进，只是一味抢掠海滩盐场曝晒中的滩盐。2月15日，国民党第449团赶抵东山，即于午夜发动夜袭。滩头日军一经打击，马上撤回运输舰离去。
那时候，日军经常发起这样的登陆战。当时，我在部队里已经是排长了。有一天，我带着手下弟兄们去集训。回来的时候，发现了一股偷袭的日军。
当时，日军乘坐几艘轮船过来，从海上登陆，准备实施沿海一带封锁战。我们看到他们时，他们的轮船已经靠岸，他们用一种很粗的皮带连接岸上的礁石，人就从上面攀爬过来，想冲上岸来。
我一看，敌我双方相距只有200米左右，现在我们还占据着地理优势，我们在上面，他们在下面，万一让他们冲上来那就危险了。于是我们立即用步枪射击。让人想不到的是，他们的皮带非常坚固，我们的子弹打到上面，就像打到铁链上一样，居然“噼噼啪啪”地反弹出去，一点作用都没有。日军的子弹“嗖、嗖”地从我们头顶或身边飞过，非常危险。
“不好，这样下去，我们必败无疑。”我一想，这种打法不行，就指挥全体战士掏出手榴弹，一起对着日军轮船投弹。
这轮手榴弹攻击取得了奇效，爆炸掀起阵阵巨浪，日军轮船随之东摇西摆起来，正在皮带上攀爬的五六十个日本兵顿时齐刷刷地掉进海里，没掉进海里的日本兵一看情况不妙，马上转过头就跑。就这样，我们一下子炸翻了50多个日本鬼子，打得日军只好撤退。
在那次战斗后，陈仪(25集团军总司令，负责福建防务)很赏识我，七天内给我升了三级。不过说真的，那时候主要也是因为打仗，部队牺牲很大，老兵都很少，更别说基层军官了。
父亲被日本飞机炸死，留在家中照顾母亲和妹妹
俗话说，“自古忠孝难两全。”1941年春天，正当我在部队里想大展手脚的时候，突然接到家里来信，说父亲得了重病，让我回家一趟。无奈之下，我特地跟师长请了个长假回来照顾父亲。
我回来的时候，还带了两个警卫员。在家里，经过三个月的精心照料，父亲的病情彻底好转，我也准备回部队继续参加抗战。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让我从此再也没有离开家门：父亲在去佛堂市基上卖小猪的时候，被日本飞机炸死了。
日本鬼子对浙江的侵略，是从轰炸开始的，可以说，那几年，浙江人最怕听到的就是日本飞机的声音，看到日本飞机就好像看到死神一样。
1941年4月17日上午9时，9架日本飞机空袭佛堂镇。当天正是佛堂集市，人山人海，日本飞机在人群最密集的佛堂老市基樟树脚扔下一个炸弹，当场炸死炸伤平民120余人。
我的父亲是贩卖小猪的，当天，身体刚刚康复不久的他也到佛堂集市上卖小猪，不幸遇难。
那年我才22岁，听到父亲遇难的消息后，我恨不得马上到战场上去抗日杀敌，为父亲报仇雪恨。但是，考虑到父亲去世后，家里就只剩下三个女人，我妈妈和两个妹妹，难免会遭受各种欺凌。而且，两个妹妹都是大姑娘了，当时社会上风气不好，流氓恶霸盛行，强行抢亲陋习蔓延，如果我走了，那我妈妈和两个妹妹的命运就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没有办法，我只好留下来，按照地方传统，老老实实为父亲守孝三年。那时候，部队里常有战友来催我回去，我就让他们在战场上多多杀敌，报效国家。
在义乌，我听吴山民的话，还去管理过铜山岩。日本投降后，我就在家里安心当农民了。后来，我在村里当过多年的生产队长。现在，家里的生活过得很好，我有空就到村老年协会去玩。
